，他们每岁夏季而来，望春而去。在1524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地方，但之后，海盗、倭寇、殖民者搅和在一起，让这里不再平静。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东亚和东南亚撕开朝贡体系的裂口，与明朝走私商人的外部推动也不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葡萄牙人通过明朝走私贸易网络，完善和延展了他们日后所需要的网络。对此，葡萄牙人加斯帕尔·达·克路士在《中国志》中曾这样叙述：

    因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国，而不得不居住在马六甲、大泥（今北大年）等南洋群岛的海外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私下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最终造成了在广东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做合法贸易的资格。为了能将贸易继续下去，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外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带到了他们的亲戚朋友所居住的双屿岛。

    当时浙闽海上通番之人，多从宁波双屿出洋到日本，从漳州月港出海到南洋。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漳州互市。较早来双屿从事走私贸易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他们所坐的海上商船，被宁波人称为“漳船”，漳船进入宁波海域的时间大概也在这前后。

    1526年，从监狱中逃出的福建人邓獠下海经商，鼓动葡萄牙商人来到双屿港，与宁波商人卢黄四等私下开展交易，这成为葡萄牙商人到宁波经商的开始。

    久而久之，葡萄牙商人就在双屿定居下来。翁佳音在《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认为，浙海私商自邓獠诱使葡萄牙人到宁波进行朝贡体制外的走私贸易揭开序幕。据日本小叶田淳的研究，到1541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留居漳州的葡萄牙商人达500多人。

    舟山群岛走私贸易的发达，是以漳州龙溪地方为主的福建人所带动的，其他各股福建海盗也是这样，譬如1548年的漳州海寇阮其实，1562年贼首洪獠、林獠、郭獠、魏獠等。

    参加沿海走私贸易的宁波人主要是盐场的“灶丁”。灶丁生活在沿海地区，他们负责采办渔课，可以借采办之名，私下制造大船下海，帮双屿港走私分子搞物资运输，有的则直接参与交易。到了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贸易公开化。宁波人万表在《海寇议》中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牟利交通，番船满海间。”

    海商势起并非一朝一夕，用明朝范表《玩鹿亭稿》中的话说，原来浙东海上无寇，“渔民也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冒出一两个胆大的海商，在福建、广东的近海干起了海上渔盐的买卖。他们贿求地方官或托乡官说关，得以以小船早晚进货，“祖宗之法尚未破”，到嘉靖时，这些人勾引番船，海上寇盗纷纷而来。

    1541年之前，是海上私人贸易自由发展的阶段。起初，大多数海商自买自卖，承揽货物，尚未成群，后由于强弱相凌的竞争，慢慢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的海上贸易集团。他们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带”日本贫穷的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有的还与富实倭奴合伙做买卖，行迹遍布日本、暹罗、南洋等地，又兼在沿海伺机劫掠。

    1538年，福建海商金子老以番舶主身份（相当于现代的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据宁波之双屿”，这里才渐成气候。金子老招来了李光头和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人共同经营双屿，并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双屿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和中外私商、海寇最大的据点。所以，德国学者弗兰克对明朝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实行“闭关锁国”的看法表示质疑，“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

    当“番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