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在杜车别看来，宋朝对文官的优厚待遇，让相当一部分文官脱离出身阶层，而形成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即便仅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也会赞同国家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来源，但明朝的低俸禄、苛刻的待遇，以及舆论控制权分散在民间和众多知识分子手中的情况，又让文官不得不依旧依附在原来的阶层上，才能获得舆论的好评以及长远地站稳脚跟，这样文官在更大程度上被推向了民间利益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利益体。

    太监凌权及晚明的增税问题，无疑让文官集团的微词达到高峰。铜钱的历史命运也与太监有关，万历末年，“万历三大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战）的爆发，让铜钱的铸造速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沙朝振在《明朝钱币的铸行》中列举的数据表明，1593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60座钱炉，到1593年时增加到了100座，1603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250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了100座，一年便增加了350座。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竟无法统计。

    即便如此也没能解决皇廷资金供给紧张的局面，大批矿监和税监被派往各地，他们横征暴敛，一时又激起民愤。到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12万两，也就是在这一年，明被后金大败，抚顺失守，万历皇帝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50万两的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矿监和税监功不可没。

    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那年由税监监铸过一种天启小钱，初铸的时候，每文有一钱三分重，以55文折银一钱；天启二年秋天，每文就减为7分许。以后，由于铸局人员的舞弊，铸钱更加轻小，铜的成色也由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铸的钱甚至只有两三成铜，其余尽是铅砂，掷到地上就会碎掉。

    人们的不满在税监杀人事件后爆发，苏州市民发起了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这时，市场上充满了币值相同、金属含量不等的金属货币，而金属含量高的铜钱被人们私藏在家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

    到1629年，明政府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发的俸禄只有15万两，还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到此时，明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