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贬值、铜钱在郑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国内市场的缺位，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对此，明仁宗朱高炽似乎心如悬镜，一上任就与户部尚书夏原吉探讨货币紧缩之策。

    之后，两条政策被执行：一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纸钞，以强令纸钞流通和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二是允许有钞之家用钞中盐，将旧钞根据情况折收，烂钞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那就是同意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做的这一决策对整个明朝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成为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

    明朝是一个缺金少银的朝代，在国内外不少专家看来，是白银货币化及本位化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认为，将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等于将明朝的央行搬到了拉美矿山。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1644年明朝的灭亡，早在明仁宗放开银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之后，用银做载体纳税充役的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在郑和下西洋所采办的物品中，除珍奇异宝、珍珠、珊瑚、麒麟、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外，末期也出现了铂金的影子。

    耿升在《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认为，中国以其威望和典型朝贡贸易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某些财宝。在1433年之前，中国收到各国进贡的白银与黄金数量不菲，譬如从朝鲜获得了1600两黄金和1万两白银，从安南获得了千余两黄金和2万两白银，所以有一种说法，后期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寻找金银的使命。

    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并在同年逝世。根据沙朝振的说法，1435～1503年，明政府在近70年间没有铸造铜钱投放国内市场。日本则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地位日益上升的白银来换取中国铜钱，这对明政府多少有些投桃报李的味道。在1432～1547年中日第二期勘合贸易的第四次遣使贸易中，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领赐物品以外，还要求特赐铜钱和书籍，公然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作了如下记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侍周急。”

    明政府答应了足利义政的这项要求，但不幸的是，这批铜钱在归国途中，遭到日本大内氏的袭击而被夺去，所以在第五次遣使时，足利义政又申述“公库索然”，在领取赐物以外，另外要求了50000文铜钱。

    铜钱不准在国内流通，并非说国内没有铜钱流通。明政府曾屡次试图通过禁止事实上的铜钱交易来保证纸钞的通行，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1436～1449）就曾下令，阻止宝钞者，追罚一万贯，并罚全家戍边。

    1448年，监察御史蔡愈济上奏，虽然朝廷以钞票作为合法货币，但是北京市场仍以铜钱交易，而且每贯钞仅折铜钱二文。朱祁镇就下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即使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政策下，民间依然使用铜钱如故。

    到1449年，1贯钞仅值钱1文或银1/40两。也就是说，至正统末，钞与钱相比，宝钞贬值了1000倍；钞与银相比，宝钞贬值了400倍。

    1465年，在银禁解除44年之后，明朝才解除了用铜钱交易之禁，这种情况无意加速了一个过程：白银货币化。

    白银帝国的货币化实践

    从事后看，明朝的中国是全球不折不扣的白银帝国。放开银禁之后，陕西首开了明朝一系列以折征白银为主线的赋役改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