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偶然想作忏悔，那他一定在为自己辩解。他的辩解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话，那他并不是只有一副面孔。有人曾责怪我爱看罗马警方的报告，可我从中不断地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不管是朋友还是可疑者，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这些人都使我感到吃惊。他们的疯狂举动成了我自己的疯狂的托词。我不厌其烦地把穿着衣服的人和一丝不挂的人进行比较。但这些极其翔实的报告，同我的一大堆卷宗加在一起，仍丝毫无助于我做出最后的裁决。这个外表威严的行政官员即使犯了罪，也根本无法使我更好地了解他。今后，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两种而不是一种奇怪现象：行政官员的外表和他的罪行。

    至于我对我自己的观察，哪怕只是为了跟这个我被迫伴随他活到最后的个体进行和解，我也不得不这样去做，但是，将近六十年的亲密关系仍然包含着许多可能犯错误的机会。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自己的了解是模糊的、内在的、未表明的，并像共谋一样隐秘。从最客观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了解如同我对数目所能建立的理念一样地冷漠：我利用我所具有的智力，更远更高地去观察我的人生，于是，它便变成另一个人的人生。但是，这两种了解方式都是很难很难的．一种需要深入自身，一种需要摆脱自身。由于惰性，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倾向于用纯粹是因循守旧的方式去代替它们，这是我一生的一种观念。我的一生被公众据此F形成的形象部分地改变了，倾向于用现成的，也就是用像预先裁好的纸样——愚笨的裁缝总是费劲乏力地使属于我们的布料适应这个纸样——那样不大合适地形成的判断方式去代替它们。这是实用价值不一的装置，是多少有点变钝了的工具，使我没有别的工具和装置：我只好用它们来凑合着制造我作为人的命运的一种观念。当我观察我的一生时，我为发现它尚未定型的惊惧。人们向我们叙述的英雄们的一生是单纯的，它像一支箭似的直射目标。而多数人喜欢用一定的格式来概括英雄们的一生，有时夹杂着吹捧或抱怨，但几乎总是带有责难。为英雄们撰写的回忆录总是好心好意地替他们制造出一种明白易懂的人生经历。我的生平有着不很明确的轮廓。像经常遇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也许未曾有过能最准确地确定我的生平的东西：我是个好兵，但根本不是个伟大的军人；我是艺术爱好者，但根本不是尼禄临终时自认为变成的那25种有可能犯罪、但根本没有犯罪的艺术家。我有时在想，伟人的显著特点，恰恰是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能使他们终生保持英雄本色。他们是我们的极点或对跖点。我相继地占有过所有的特殊地位，但我并没有在其中坚持下去。人生总在让我从这些地位上滑下来。然而，我仍旧不能像一个正直的农民或脚夫那样。吹嘘自己一生都处于中心位置。

    我的岁月所呈现的景象，似乎像山区那样，是由各种胡乱堆积的材料组成的。我在其中发现了我的天性，它已经变成混合型，由分量相等的生理本能和文化教养组合而成。这里那里显露出“花岗岩”——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到处显露出“坍塌”——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我在努力地重新踏过我的人生旅程，想从中找到一张平面图，按图去寻觅一个铅矿或金矿，或者一条地下河流，然而，这个完全虚假的平面图只不过是记忆的一种假象。有时候，在一次相遇中，在一次预兆中。在一系列确定的事件中，我以为看出了一种命定性，但是，路径太多反而哪儿也都到达不了，数量太多反而无法相加。在这种多样性中，在这种混乱之中，我清楚地辨认出一个人的身影，但他的外形好像几乎总是受环境的压力而勾勒出来的。他的相貌如同映在水中的图像一样模糊不清。我不赞同那些说自己的行为与其不相似的人。我的行为必须与我相像，因为它们是我惟一的尺度，是我在对别人的回忆中，或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