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7]，扫平郑、莫[8]，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周报》第四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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