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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宏图未展
    1、生父的名分有争议

    赵曙是濮安懿王之子,过继给仁宗皇帝名下为养子。

    濮安懿王有三王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三妃任氏,封仙游县君。

    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曾向赵曙提议,请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皇帝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皇帝的大祥再议,也就是说等过了二十四个月后再说。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再次提出这个议题,赵曙便下诏,将这个议案送到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

    当时的议论有两种意见,以翰林学士王珪、知谏院司马光、吕诲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长,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宰执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奏请赵曙将两种方案都交给百官讨论。

    赵曙和宰臣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见,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们强烈反对称濮王为皇考。

    正在群臣争论不休的时候,太后得到了这个消息,她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书,严厉地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应该称濮王为皇考。

    赵曙和韩琦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必须取得太后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省大臣共同议定,尊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笔起草了两份诏书,交给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了的文书送到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不由喜上眉梢,这份诏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由于此前太后与赵曙不和,关于太后的这份诏书,有人说是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之后,才知道诏书的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把诏书交给太后身边的宦官,由宦官说服太后签字画押。不管怎样说,诏书发出了这是事实。

    太后既已下诏,赵曙即命百官停止讨论,又命在濮安懿王茔建园立庙,封濮安懿王子赵宗懿为濮国公,主奉祠事。至此,濮议一事尘埃落定。

    2、御史们撂挑子

    濮议虽定,但人心未定。首先是吕诲等谏官,一齐交出御史敕诰,集体辞职,呆在家里待罪。赵曙命阁门将敕诰还给他们,说不批准他们辞职。吕诲等人又上疏固辞,说他们与宰臣们势不两立。

    赵曙看了吕诲等人的奏本后,心里很烦,便问韩琦、欧阳修,这件事情如何处理。韩琦与欧阳修齐说:“既然御使们说出了势不两立的话,那就请陛下作出决定,如果是臣等有罪,那就将臣等撤职查办。”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如果是御使们错了,那就将那些人逐出京城。

    看来,两派因原先的观点不同,转而为斗气,竟至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地步。

    赵曙心里也明白,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几位御史并无大错,说他们该说的话,也是其职责所在。然而,几位宰臣是支持自己的,而且自己主持朝政还要依赖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牺牲几位御史,将他们三人贬出京城,下放到地方去。由于这几个人是无过受罚,他特地吩咐左右,不宜责之过重。

    谁知刚刚将几位御史的事处理完,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撂挑子,他就是枢密使富弼。富弼的态度似乎很坚决,隔天一奏,五天上两疏,说自己的脚有病,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脚病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在心里,他认为有人架空他,根本不把他这个枢密使当回事。

    原来,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主持中书省的工作,韩琦为枢密使,主持枢密院的工作,中书省只要有事,富弼都要与枢密使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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