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