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