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不仅仅只喝里面的酒，我真的还很喜欢那些瓶子。我毅然决然地转过身不看它们。

    两个女人交叉着腿靠着桌子，坐在旁边的织锦软垫上，每人面前摆着一杯充满异国情调的蓝色的酒，她们烟灰缸里香烟的烟气像眼镜蛇一样袅迤向上；角落里一个穿西装的高个男人正跟一个年轻女人窃窃耳语；四台巨大的叶片厚重的吊扇在我头顶蹒跚转动，我这才意识到今年曼哈顿比较流行吊扇。我站在那里，仿佛身处1943年的马达加斯加的一家专为间谍开的酒吧。

    吉姆正背对我站在吧台前，兴致勃勃地和一个女人说着话。我如释重负，小心地避开那些软垫、矮桌或其他一些没看到的东西，慢慢走向他们。这里是天国之境，而我只是来小做拜访。我将坐在地板上，而不是云上。

    “嘿，伙计，”吉姆一看到我就欢快地叫道，“该死的，你看上去焕然一新嘛，真不错。”他喝着伏特加，瞪大眼睛。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我从未在清醒之时见过他。此刻在这一百多瓦的清醒之灯泡的光辉照耀下，他使我想起了一具火车残骸。

    他把我引向他身旁的那个高挑迷人的金发女郎：“奥古斯丁，阿斯特丽德——阿斯特丽德，奥古斯丁。”我们握手示意。她的手又冷又湿，不是来自她的血管，而是来自她拿着的那杯酒。

    “该死的家伙，”吉姆又上下看了我一眼，“我得说你看上去真是——现在我绝对舍不得把你从我床上踢开了。”他一阵大笑，然后俏皮地对阿斯特丽德眨眨眼；后者也大笑起来，然后仰面喝了一大口鸡尾酒。

    吉姆忘了两年前他根本从未将我从他床上踢开过。我记得那次我们在外一直晃荡到凌晨四点，直到酒吧打烊，最后我们到了他的公寓。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我们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我们都被当时的情景吓坏了，所以以后谁都绝口不提。此刻我很想故意提醒他，但还是忍住了。

    服务员迅速滑行而至，仿佛他鞋跟上装着无声喷气机，把他推过来似的。“您想喝点什么？”他只抬起一边嘴角问。我敢肯定他一定在镜子前站了数小时，固定用那边的嘴角练这句话。如果你问他是不是如此，我敢打赌他会酷酷地往左抬起嘴角来形容自己。

    我真想说来杯KetelOne马提尼，带干橄榄叶的。“嗯，一杯酸橙矿泉水。”我还是按捺住没说。我也可以要杯热自来水，但是我觉得那不太酷。我沮丧地意识到酒鬼在这个时候是多么可怜而压抑，就像那些地下室里的祈祷者们。这样真让我觉得没有颜面。

    “你们二位呢？”那个服务员指着吉姆和阿斯特丽德的酒问。

    “我们再来两份同样的。”吉姆说，一边用眼睛余光瞟了阿斯特丽德一眼。那样子仿佛在说，他现在有了一个女酒伴了。

    “好。”服务员用一种矫揉造作的腔调说。

    吉姆转向我：“我刚刚在和阿斯特丽德聊我现在上班时要应付的那家人。”

    谢天谢地！一个精彩的治丧故事将有助于转移我的注意力。“哦，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吉姆伸手拿酒杯，发现是空的后，就看看服务员。我清楚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漂亮男孩，你能不能把你的酒调快些？“是这样的，我已经告诉阿斯特丽德了，我现在在给公园大道的一个恶心的有钱人家办她女儿葬礼的事。”当服务员将酒放到吧台上时他停了一下。他和阿斯特丽德立刻迫不及待、如饥似渴地喝了一口。“是这样的，”他一边说，一边用手背擦擦嘴，“那位母亲这么问我，‘她在你们那儿会很安全吧？’伙计，我只好看着她。我很想说，‘不，危险着呢。我会给她穿上鱼网袜和开叉裤，然后把她塞到我货车里，把她载到路边，给那些残忍无情的流浪汉卖弄风骚。’”

    阿斯特丽德一阵得意的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