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一个穿着大花衣服和Reeboks鞋子的女人对我说道，“我是温迪。”她伸出手。酗酒顾问和大花衣服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我从“治愈地平线”接待区的椅子上站起来。她不知道怎么握手。她把她的手放在我手心里，仿佛正递给我一条她刚抓到的让她无所适从的小鲑鱼。我想，她父亲可能一直想生个男孩，所以一直没心思教她怎么握手。

    “你好，温迪，很高兴见到你。”

    “请跟我来。”她笑着说。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护发素和她大花衣服上那些花的味道，我怀疑她是想借此掩盖什么。不过当然，酒鬼们通常是敏感多疑的。

    她走进办公室，在她办公桌后坐下，并向我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副裱起来的海报，上面写着：你愿意放开你的意志，任它而去吗！？她还有一张塞满各种手册的大书柜：《管理信函》、《十二步骤》、《当酒鬼的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你想和我们一样》……

    接下来的五十分钟，我们过了一遍我的“治疗计划”。星期二和星期四小组治疗，星期一一对一治疗。我签了一份同意表，申明我不会和小组里任何一个人发生恋爱关系；还有如果我不能再参加小组或一对一治疗，我必须得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

    “你回到现实后感觉如何？”

    我肆无忌惮地笑起来，现在的我已经开朗而富于表达力。“还说不准，但是充满希望，真的充满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充沛地表达感情，这样使我的话听起来更可信。

    “那很不错。”她安心地说，“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没关系。我很高兴你能照实说你还说不准。”她对我微笑，房间里陷入沉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开始慢慢出汗。也许我该说些什么，但同时我又想，这些医生会对沉默见怪不怪的。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沉默，我是在内心嘈杂地挣扎，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酒鬼们的专长。

    “你在普莱德院过的如何？”她问。

    她是自我回来以来第一个提到这个名字的人。“那里课程很紧张，”我说，“起先我一直想走。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但你后来改变主意了？”

    我点点头。“是的。我开始没想到那里那么紧张，那儿有没完没了的情绪发泄和乱七八糟的事。我是说，那儿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宏伟。那儿好像是一点点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你，所以我慢慢意识到了我确实是个酒鬼。”

    “我听说很多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这使我很想问她，她是不是也是一个酒鬼，她的“听说”似乎表明她自己没经历过。我不喜欢一个治疗师只会呆板地照本宣科，我喜欢那种真枪实弹地战斗过，最好还丢了一条腿的治疗师，我喜欢有实战经验的治疗师。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合理，比如我认识的每个女人都看过妇科，她们只是不想说出来，让人指指点点。

    “那么，什么使你成为了一名化学品依赖症顾问？”我问，仿佛我在面试她似的。

    “你怎么会这么问？”她反问我。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瘾症的经历？”

    “我有没有这种经历对你的课程有影响吗？”

    我感觉我落入了圈套。如果我说是，我的心理健康跟你是否也曾是酒鬼息息相关，那么似乎我的心理健康不关我的事了；如果我说不，没什么不同，那么她会反问我又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广告文案式的回答，我模棱两可地说：“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对这种‘情绪’治疗还很陌生，所以我就老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相关的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