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电脑旁，开始打着传真，在传真中我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曝光给媒体，以保证我妻子能接受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测试，并且我保留采取任何其他方法的权力。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其他方法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听起来具有威胁性。

    第二天我将信传真出去，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范迪安潘先生，我是罗登巴赫医生，是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学总监。圣卢卡斯医院的泰斯米尔医生给了我你的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罗登巴赫医生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他是那种让病人倾述、并且也会倾听的那种医生。他告诉我们口服测试的结果仍然不确定，而化疗对卡门的效果较好。他建议卡门不要进行测试，并提出另一个替代方法，不用插管注射。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这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化学化妆品，但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小器械，麻醉之后植入乳房附近的皮肤下面，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药水就可以通过一个永久性的孔注入静脉，而不是通过针和导管，这是无痛的，而且一般首次做都有效。卡门说她六个月前就从网上聊天群里得知这种小器械，她曾经和谢特玛谈过一次，但谢特玛强烈建议她不要使用。说这种手

    术相当大，而且经常会被堵住。谢特玛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那么——嗯——在我们听来这很好。”

    罗登巴赫尽他最大的努力、维护的那个圣卢卡斯医院的同事谢特玛，我曾经问过她让我妻子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治疗会不会更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专门治疗癌症。就是那个谢特玛，那时她坚决否定我的观点，说什么由于因特网所有关于癌症的信息、所有新的进展、世界上所有医院的所有新的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会成为所有医生共同的知识。而且她告诉我们，她每两周会和邻近的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她的病人的病情。

    但是她骗了我们，就在卡门哭着请求用别的任何方法，只要不用刺那该死的针头时，她麻木不仁地对我们撒了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