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