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愿意讲和，”他说。塔塔格里亚丢了一个儿子，我也丢了一个儿子，我们两个对等了。如果人们都是不顾一切地满腹怨恨，那世界将成什么样子？西西里传统苦难的根源就在这里：人们忙于家族间的仇杀，根本没有工夫力争取全家老小糊口子干正事。这就是愚蠢。因此我在这里要说，让咱们恢复当初的和平局面吧。至于谁出卖了我的儿子，谁杀害了我的儿子，我在此之前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调查了解。有了和平，我也不去调查此案。我有个儿子，他有家归不得。因此，我必须得到保证，当我把事情安排好，他可以安全回家的时候，不会遇到干扰，不会遭到当局的迫害。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咱们也许就可以谈谈别的事情了，谈谈与咱们利害攸关的事情。这样，响们今天也许可以为咱们自己，也为大家，做一件有利的事情。说到这里，考利昂老头子激动而谦恭地表示：“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

    效果很好，当年的考利昂就是这个样子，摆事实，讲道理，柔和而有韧性，说话的语气软绵绵的，但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他自称健康良好，这就意味着尽管考利昂家族遭到了种种不幸，他却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大家还注意到，在他提出的和平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对别的事情的讨论就等于白搭。大家另外还注意到，他要求恢复旧秩序。尽管过去一年来他吃了大亏，一旦恢复旧秩序，他也不会再损失什么了。

    不过，回答考利昂老头子的是艾密里奥·巴茨尼，而下是塔塔格里亚。他说话简单扼要，一语中的，既不粗俗，也不盛气凌人。

    “说得对，完全对，”巴茨尼说，“但是，有一点点需要补充的是，考利昂老头子太谦虚了，有一点他故意没有说到，那就是实际上索洛佐和塔塔格里亚家族要是没有考利昂老头子的协助，就无法着手进行新生意。实际上，他拒绝，就等于损害了他们。当然罗，这也不怪他。说到底，事实是这样的：那些愿意从考利昂老头子那里接受小恩小惠的法官和政客，甚至在毒品贩运问题上也愿意帮他，但是对别的人，一旦涉及到麻醉剂买卖问题，他们就变得固执，扳也扳不动。如果索洛佐人自己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某种保证，他就无法开展活动。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咱们也就发不了财。如今人家加重了刑罚，当咱们的人在麻醉剂问题上犯了案，那些法官和检察官就趁机拼命敲诈。即使一个西西里人，若被判二十年徒刑，也可能打破“缄默”的原则，把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这，是不能允许的。考利昂老头子把这一系统牢牢地掌握在乎中。我们想利用一下，他却拒绝了，这就不够朋友了。这就等于他从我们的嘴里夺食。时代变了，不像过去那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事。如果考利昂掌握着纽约市所有的法官，那他就必须把法官拿出来分配一下，也就是咱们大家都来利用一下。当然罗，我们利用他所掌握的法官，他也可以提出一份帐单向我们要使用费。要使用费也是应该的，因为咱们大家究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必须让我们也从井里打水喝。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巴茨尼发表了这通议论之后，会场上一片寂静。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可能了。更为重要的是巴茨尼借着发言的机会流露出来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和平不能实现，他就将参加到塔塔格里亚一边，继续进行反对考利昂家族的战争。他的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家都明白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产业所依靠的关键就是大家互相补台；同时大家还明白，拒绝一个朋友提出的帮忙的要求，就等于侵略行为。帮忙的要求一般都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因而也不可随随便便地加以拒绝。

    考利昂老头子最后又作了一次答辨发言。

    “朋友们，”他说，“我当时拒绝并不是出于恶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