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去看芭蕾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辈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汉加尔特不出声地笑着连连摇头。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头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筋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腼腆、羞怯的习性给人留下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根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诚然，他目光阴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点说，他任何时候都两种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道，他会以哪种态度对待你。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皮靴呢？您岂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时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道，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管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种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皮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部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皮靴，头上不戴帽子，黑发蓬乱，迈着坚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头，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就转过身来再走。他总是背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就会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的。”

    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请求他，甚至带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带点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劝慰她：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证，他绝对发现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间里我也不会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林荫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就是他这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开个玩笑，不妨写封匿名信，告发我藏有皮靴，让他带两名护理员来搜好了，反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难道写告密信这种事也能做吗？”她又眯起了眼睛。

    还有一点他不能理解：她干吗要涂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