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反对俄罗斯人？”

    奥列格把手从单妞的臂肘上移开，直了直腰。他轻轻摆了摆下颌：

    “我不认为盗贼是俄罗斯人。”

    奥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头摸了一下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缘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