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了脚，他好像是在一块烧得炽热的铁板上走。他猛然使劲一冲，想越过这块火热的土地直上机舱，却撞在冰冷的机身上，这使他惊奇不已：机身油漆得并不光滑，摸上去像粗糙的、被饰上去的松树皮似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他是在路上，一只手在树干上摸索着。

    “是幻觉吗？我因为震伤而神经错乱了，”阿列克谢想，“沿着大路走是难以忍受的，拐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吧？然而这样一来就要多走不少路……”他在雪地上坐下来，又用那种坚决干脆的猛劲脱下靴子，用指甲和牙齿撕开鞋帮，以免它们挤压那被弄坏了的脚；从颈脖上取下用安哥拉羊毛制的绒毛大围巾，把它撕成两半，裹住双脚，再穿上靴子。

    现在走起来方便多了。不过，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是走，而是移动，小心翼翼地移动，好像是走在沼泽地上那样用脚后跟踩下去而把脚掌高高地抬起。因为疼痛和紧张的缘故，走了几步，头就开始眩晕起来，他只好闭上眼睛，背靠树干站着休息，或者坐在雪堆上休息，同时感觉到脉搏在剧烈地跳动着。

    他就这样挪动了几个小时。可是他回首环顾时，在林中小径的尽头处依旧可以看见被阳光照耀着的道路拐弯的地方，在那边，像小黑点似的乌兹别克人的尸首还突出在雪中。这使得阿列克谢很伤心，的确使他伤心，而不是使他吃惊。他想走得再快些。他从雪堆上站起来，咬紧牙关往前走，并在前面指定一些小目标，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身上——从一棵松树到另一棵松树，从一个树墩到另一个树墩，从一个雪堆到另一个雪堆。在荒凉的林中之路的白雪上，他的身后蜿蜒着一串无精打采的、弯弯曲曲的、模模糊糊的脚印，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所留下来的。

    4

    他就这样移动着直到傍晚。在阿列克谢背后，慢慢往下落去的太阳把日落时的寒冷的火焰投射到了松树梢上，林中的灰色暮霭也开始变得浓厚起来。这时，在边上丛生着刺柏树的谷地里像是谁给阿列克谢展开了一幅画。他一看到这幅画立刻就感到好像有人用湿毛巾给他沿着背脊一直擦到脖子似的，连飞行帽底下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大概当时在林中空地上进行过战斗，谷地里的刺柏丛中大约驻扎着一个卫生连。有人把伤员运到这里，卫生员就迅速地把他们安置在针叶做的枕头上。他们现在也就这样一排排地躺在灌木丛的树荫下，有的半截被雪埋着，有的浑身落满了雪。一眼看上去就明白，他们不是因伤而死，而是有谁迅速地挥刀整个地切断了他们的喉咙。他们躺着的姿势都一样，头向后偏得很厉害，仿佛是努力要张望一下他们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似的。这幅恐怖图画的内涵是一目了然的！在松树下，有一具被雪掩埋着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位齐腰埋在雪里的护士。她是个柔弱的姑娘，戴着一顶用细带子在下巴上打了个结的风帽。她把那个战士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的肩胛骨中间露出一把亮光闪闪的刀柄。旁边，有一个穿着党卫队黑色军服的德国人和一个头上扎着满是血迹的纱布的红军战士僵死在那儿，他们在最后的决死战斗中互相掐着对方的喉咙。阿列克谢立刻明白了：是这个穿着黑衣服的人用刀子结束了那些伤员的生命，刺死了护士，但立刻就被他还没来得及杀死的人抓住了。那个人把他将要熄灭的生命里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在手指上，紧紧地掐住了敌人的喉咙。

    暴风雪就这样埋葬了他们——一位戴着风帽、用自己的身躯护卫伤员的柔弱的姑娘和这两个人，即刽子手与复仇者。他们在姑娘那穿着老式宽统靴的脚旁互相厮打着。

    密列西耶夫惊讶地站了一会儿，尔后一瘸一拐地来到护士面前，拔出她身上的短剑。这是一把党卫队的佩刀，铸成古日耳曼宝剑的样式，红木柄上镶有镀银的党卫队的标志，生了锈的刀上还保留着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