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画家笔下的圣女；由于衣着朴素，她的形象、她的姿态和风度更有一种尊严。她的衣着如与外省款式相比较，更有其动人之处，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语言—或者是载入今日报纸当中年长诗人的语言。人们常说她聪明过人，但总是附加一句，说她妹妹比她更懂事。

    诸如此类的描写可以连续好几页，富丽堂皇，但这是—种比我们的文化更具耐心、更悠闲的文化。现代作家往往让人物的有关信息自动涌出，用行动和言谈多角度反映或者勿宁说传达人物的有关情况。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小说中的所有描写都有高度的选择性，其基本修辞技巧是举隅法，即用部分代表整体。乔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都通过集中描写女主人公的面部和双手来反映人物的外貌，其它部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如要把多罗西亚和萨莉·包里斯的全部外貌和心理特征描写出来，非要许多页不可，甚至整整一本书。

    衣着一向是人物的索引，可以反映人物所属的阶层和生活作风。像萨莉这样展示型人物尤其如此。她那黑绸装束（午后串门时穿的）表明她爱招人注意、爱夸耀（披肩）、爱挑逗人 （听差的帽子富含许多含义，让人联想到贯穿全书的许多提示，诸如性爱矛盾心理、性爱偏常、易装癖等）。这些特征又通过她的言谈举止而很快得到强化—借用电话，为的是让两个男人知道她的性魅力新近又征服了一个人—这也使叙述者有机会对萨莉的双手和面部作一描述，这也是亨利，詹姆士“情景手法”的含义所在，他一向竭力要达到“戏剧化！戏剧化！”的目标。詹姆士所想的是舞台戏剧，而艾什伍德属于伴随电影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小说家。电影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告别柏林》的叙述者说“我是一架摄影机”时，他指的是电影摄影机、对多罗西亚的描写是静止的，似乎人物静止不动，让人用言辞描绘下来，作者也确实把她比作画中的人物了。萨莉的展现则是动态的。如果把这段拆成几个电影画面，再容易不过了：萨莉穿着黑绸衣服一亮相，两个男人快速交换目光—萨莉拨电话号码时焦距对准她的绿指甲—在她与情人通话时焦距对准她那不协凋、小丑般的化装和做作的表情—两个被这种拙劣表演所吸引的男性旁观者的两张快照。

    无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萨莉·包里斯的故事轻而易举就搬上了银幕。但就这一段引文来说，有些地方则纯粹是文学性的。—提起她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那污迹斑斑的手上那涂成绿色的指甲。电影中可以映出她的绿指甲，但映不出叙述者那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语“不幸的选择”。不幸的选择是萨莉·包里斯一生的遭遇。你可以看到烟渍和污点，但只有叙述者才会观察到她的手脏得像小姑娘的手“。萨莉·包里斯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正是因为她表面世故、实则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