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信仰摆脱掉（那个信仰在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却是完全无误的教条，而且它又象一个梦魔似的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近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伟大的创立者的心目中，这两个现象启示了一个有着无限经济的可能性之新时代，这个新学说的印象竟是如此之深，以致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人们也习惯地把它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历史地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实际上它不过是那个与社会主义冲突最厉害的资本主义榨取制度存在之前提条件罢了。在如今我们近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中现出来的千万兆候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不健全的制度，对于生产者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发展，对于社会一般的正常的存续，实有可怖的影响与危害。我们的工业与农业之不调和以及精神劳动与筋肉劳动之不幸的对立，便足以证明这个事实。因此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生活，适用的口号并不是工业的集中，而且工业的分散，并不是分工，而是全工（劳动的结合）；到社会主义去的路便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克鲁泡特金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新的发展之正确的指标，这个新发展便是将我们的教育根本加以改造，使我们的全部生产的出产能力大为增高，以便能够毫无困难地满足社会安乐之一切的要求。正是这个确信使得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拥护“自由享乐权”，并且排斥一切将社会所完成的劳动依着它的个别的价值来评价来计量之企图。依据这个理由他便根本否定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以至马克思所定的“特殊劳动”与“单纯劳动”的区别，认为这只是随意的假设。他用他的简明的笔调指出李嘉图、蒲鲁东与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一件货物的价值当依它所含有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来计算，只是一个缺乏科学根据之无益的思辨。交换价值与劳动量并不互相为比例；要以一个作标准来量其他一个，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说，必要的劳动量一增加，则货物的交换价值也随之增加，克鲁泡特金对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反对；“不过要从这个引出结论说，因此这两个数量是互为比例的，一个可以作为另一个的尺度，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正如断定明天将落的雨量和明天晴雨表下降到当地与本季节的通常气压以下的度数为比例，是同样的大错。”①

    ①《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然而克鲁泡特金所注意的并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就要遇到的社会大革命，不只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之根本的改变，并且也必须是现代政治组织之完全的革新。因此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突击，同时也是向着国家的支配的突击。在十六世纪开始才在欧洲发达的近代国家之中央集权组织，并非随意地形成的，这是当时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之自然的结论。由于私人独占之扩张与社会之阶级的分化（这是和那个立在封建基础上的旧文化群之暴力的而且有组织的压制相关联的），在支配阶级便感到有创造一个制度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维持他们的社会势力之必要。这个制度便是近代国家，行政的中央集权化以及社会的权力之归个人掌握。这个制度实际上不过是有产阶级之组织化的强权罢了，或者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即是“领主、僧侣、军人、法官等的一个互相保险的团体，它的目的是在支配人民，并且利用民众的贫苦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②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又参看《国家和它的历史的任务》（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节。——译者

    人对于人的支配将与人对于人的榨取同时消灭。权力的独占也将与财产的独占一起从人类历史中消去。国家的中央集权必须让位给自治的公社的联合，法律的强制也应该让位给自由合意。克鲁泡特金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之千百的团体与社会结合（它们的工作与存在都是建立在会员间互相的自由合意上面的）里面，已经见到了这个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