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的概念与纯粹抽象的假定二者的支配，来向读者变戏法；他专门根据着社会生活的已有事实以及对于过去与现在各种社会努力之精细观察来立论。他开始便搜集那些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要到来的兆候，然后将组织上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分开，以便可以在这样得来的基础上面引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方法便必然使他与近代经济学的规制立即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今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玄学的公式与诡辩的狡计，不过人们努力给它们加上一个科学的图记罢了。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大部分也沿着这个旧轨道进行。它依据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引出了自己的结论：资本家靠着榨取劳动者而存在。蒲鲁东与马克思就这样做过了的。然而依照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和科学大体上并没有一点关系，而且也不能是真正国民经济学的本来目的。

    “经济学应该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而且应该采用一切精确的，经验的科学所用的方法；它应该追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对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位，应该与生理学对于植物和动物的地位相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生理学。它的目的应该是来研究社会之不断增加的欲求（即需要）的总量，而且还研究过去与现在所用来满足此等欲求的种种方法。——即然每一种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要求之指示与应用（培根①早已这样说过了），那么经济学也应该来研究怎样以最少的劳力消耗来尽量满足现在和将来的欲求，而为全人类获得最好的效果。”②

    ①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把人类欲求之满足作为他的观察的第一义，而显明地与那般对财富之生产异常重视的经济学的代表者对抗。这个好象完全是不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深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之最中心的本质，便是将个人的致富放在社会全体的负担上面，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的价值之生产当然占着最重要的决定的地位。经济学的目的既然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之社会的认可与必要，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无怪乎它的代表者们要把他们的注意集中在生产问题上面了。克鲁泡特金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把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状况引回到它的本来的基础上；他认为生产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在他，问题的中心乃是：人类欲求的满足；它的本质的意义就完全在这个目的上面。因此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欲求之研究便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而生产作为它的基础，则应该来完成这个效果。

    在这个研究中克鲁泡特金得到的结果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完全不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现今社会秩序之下人类的生产量已经比较保证万人的幸福所必需的超过很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之下，生产量实在比较满足我们的生活欲求所必需的少得很多。这应该归咎于下面一件事情：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走入了完全错误的道路。因此在革命实现以后，单是让各人仍旧继续他的日常的工作，只把如今落在资本家的袋里的“剩余价值”收为社会全体的利益，这样来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信赖这样的思想，即是，我们的全部生产必须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面，并且依着这个原理规划进行，来使一切部分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高，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万人的安乐。

    克鲁泡特金依着详细的科学的研究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这样的社会状态之可能性决不是空想的；他又向我们证明：在我们经济生活之合理的而且有计划的组织中，生产能力真可以增高到不可测量的程度。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先把那个以为近代的“分工”与“工业集中”是绝对必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