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把关，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搞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因此，在警长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但不发展党员。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关系，教育分化，发展下层，争取中层，利用上层，等待时机，为我所用”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工作是：

    1 加强形势教育，提高觉悟，吸收进步可靠的下层分子参加外围组织。

    2 了解警察系统内部情况，查清故特组织人员。

    3 根据情况获取巳盖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证供组织使用。

    4 了解敌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报，及时向组织报告。

    5 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并尽可能暗中提供保护。

    在1949年6月以前，党在警察界的外围组织是单线、平行、多头领导的。介绍人是什么组织，就用什么组织名称。如有的用“新联”，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员约70余人，其中“新联”约26人，“民青”约15人，“工盟”1人，其余为“警盟”。

    警察系统是敌人控制很严的单位，一些警察参加党所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能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如“民青”成员周映邦，为了弄清警察局系统的特务情况，机智地从总局会计室工资册中，抄出特务名单，包括姓名、职务等情况。“新联”成员熊绍皋，以曾任内勤督察员掌握签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务名单。省警务处“民青”成员李德钦，通过管理档案之“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警宫中“特警班”毕业人员名册(因在“特警班”受过训练的，都是军统特务)。各单位盟员，也基本上把本单位的领导人员、特务等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掌握敌情和发展组织，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敌人在汽车东站、火车北站、南站及碧鸡关，皆设有检查关卡，对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安全威胁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员，设法获取一些已盖章的空白通行证交组织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肃”前后，在几次由昆明向“边纵”输送干部中，这些通行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员甚至还亲自掩护我工作人员出关。

    在情报方面，如“民青”成员李明昌，获得刑警队要逮捕傅翼声的名单后，及时转告了组织，使其得以安全转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准备棍棒、石灰包、绳索、水龙头等工具，准备武力进攻云大、南菁，“警盟”成员均及时向组织先作了汇报。

    1949年6月，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昆明市敌工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又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在警察界要大力发展基层，争取发展中上层的方针，逐步变敌人控制的城市武装为我党实际掌握的力量，以便一旦需要，能听从我党号令行动。具体部署是：

    1 印发了“警盟”章程，推动发展工作，章程宗旨指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2 调整组织，把各条战线发展的，用不同组织名称的警察界外围组织成员，统一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之下，编入“警盟”组织，参加“警盟”组织生活。警察界之外围成员，一律用“警盟”的组织名称。

    3 加强“警盟”领导力量，除田秉熙外，又调来朱人杰分管“警盟”工作。随后又调来“民青”成员李世琼、李培源、李泽民等干部，参加“警盟”的领导工作。

    4 改变过去只在警长以下发展成员的规定，可以在警察界中层人员中发展组织。

    根据上述精神，在警察总局的科员、督察员，在各分局的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