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武装为党控制的武装而工作。

    当时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机遇与条件，比比皆是，云南地方统治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蒋介石排斥异己，打击非嫡系力量的独裁措施，不仅引起地方势力的上层，而且也引起中下层的普遍不满。1946年滇军在海城的起义，以及其后滇军在东北的投诚，起义，还有云南游击战争的开展，无不对地方势力产生强烈的影响。云南卢汉的军事教导团就曾出现“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标语。在地方保安团队的官兵中间，客观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涨的反蒋潜流。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方针得当，无疑可以把这股潜流汇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东北我军在起义或被俘的滇军中下级军官中，施以反蒋爱国的教育之后，部分资遣回云南，利用其与卢汉的旧属关系，予卢汉以影响，争取卢汉走起义的道路。时值卢汉为求保住其生存地盘与蒋介石抗衡，竭力不断扩充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军官，如委任张秉昌为保安团团长，委任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等等。同时卢汉还采用东北回滇军官建议，仿照我军办法，在保安团队建立政工制度，以巩固保安团队。

    除分析地方势力与蒋中央的矛盾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地方保安团队内部存在的矛盾。认为，不论在哪个层次的工作中，都要贯彻我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一贯方针。蒋军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间的矛盾。广大士兵多出身贫苦农民，深受压迫、剥削，在军队里又受长官军阀统治的压迫、剥削，团结下层土兵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如此，我们便失去依托的力量。此外在官长与官长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诸如行伍出身与军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卢汉的亲信与非亲信之间的矛盾也时时发生，竞连正职与副职之问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种种，无疑都是我们在“化敌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机遇与条件。

    1949年3月，警卫营在原特务排(又称手枪队)的基础上扩建为特务队(连的编制)，有官兵90余人，专门负责卢汉的贴身警卫任务，队长龙云青是卢汉的外甥。特务队脱离警卫营，划归保安司令部建制。敌工支部乘龙需要干部之机，通过警卫营长李焕文将党员李富调该队任事务长，从而在该队建立了据点。尔后又乘龙云青需要政工人员之机，敌工支部通过李富向龙介绍，派党员刘彪进入该队担任政工人员，其组织关系由李富联系，协助李在该队开展工作。

    同月，卢汉委任自东北回滇的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李焕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随朱家璧工作。1949年11月，东北我军敌工部林坚布置李焕文携带被俘滇军将领卢浚泉(系卢汉的叔父)给卢汉的介绍信回滇，要卢汉安排李的工作，卢浚泉要卢汉搞“双保险”，一面向蒋介石要权、要钱，要枪以扩充实力，一面找共产党挂勾，寻求退路，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r李回滇后意欲参加游击队，后经早年认识的我党党员王子近劝说：“游击队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担任警卫营长要职，我们求之不得。”李接受劝告，于3月正式到营就职。由我“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党员)与李联系，并发展其加入“新联”。9月，经市委副书记赖卫民同意，由田培宽介绍李焕文入党。

    同年3月，吉星明介绍自东北回昆明的滇军军官何思恭参加“民青”，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同月，李焕文邀约其九十三军老同事何思恭进入警卫营担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卫营划归保安十一团为第一营，原任务不变。李焕文升任十一团副团长兼一营(即警卫营)营长后，经组织指示，成立军士集训队，训练军士，并由组织派进“民青”及“新联”成员吕铿(7月在警卫营入党)、方旭(后入党)、沈光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