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当年的那把火之后，狄青住过的那个园子，就再也没有人敢入住，于是渐渐荒废，后来划为了大相国寺的产业，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菜园。

    鲁达在菜园的日子是舒心的，一来在菜园里可以不用受寺里众多戒律寺规的约束，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还有手下那帮泼皮供着奉着；二来相国寺僧人们的福利实在太好，也不似在渭州当兵时的穷酸。

    手头也有了银子，闲暇无聊之际，鲁达偶尔也会出园来四处溜溜。

    离开废园，鲁达立即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好一片人间的繁华盛世。

    鲁达如果从相国寺走出来，从相国寺桥往西沿着汴河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便能步行至州桥。

    当时的东京城有四道穿城河，分别为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每河上皆有桥无数，而位于汴河处东京内城的州桥则最为著名。

    州桥又名天汉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可通西河平船，桥边为青石柱，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是石壁，雕刻有海马、水兽、飞云等状，桥下密排石柱，为车驾御路。

    州桥明月，是帝国八大风景观光旅游圣地之一。当年太祖南征北伐，凯旋而归，在此桥上接受万民敬仰，说不尽的意气风发；宛陵先生梅尧臣也在州桥上留下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的名句；那位从不被东京的繁华盛世打动的王安石在州桥上也难免一时陶醉，赋诗云：“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衰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而很多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使金，途经故都汴京时，州桥已物是人非，范大诗人不禁黯然泪下，写下了“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千古伤心，那又是另一番滋味，另当别论。

    州桥的正南直对帝国皇宫正门宣德楼，从宣德楼到州桥之间则是长约1000余米的御街，中间是皇家专用的御道，御道两边是供平民行走的人行道“御廊”（也允许摆摊点做买卖），人行道与御道之间有黑漆权子、朱漆权子、水沟隔离。

    州桥以北到朱雀门，则是一条长约750米的饮食文化街，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夜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宋以前，实行的是井坊制，商业市场与市民的居住区是严格限制分开的，商业区称为井，居民区称之为坊。而到了北宋，这种井坊制却被打破。

    当初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他的国都的时候，很有前瞻远见，都城的道路都建设得相当宽阔大气，但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宽阔的街道开始出现小商小贩，再后来，商贾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临街修建起了固定的铺面。

    城市越来越繁华热闹，官方开始并不愿意把宽阔的国都大街变成马都无法畅行的闹市。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赵恒就组织帝国的干部职工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强行拆除了东京很多侵街商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时，东京的街道又成了商业区，赵祯学老爹又搞了一次大拆迁。

    而到了徽宗皇帝赵佶时，东京的临街商铺们又死灰复燃，赵佶公务私务都很忙，没心情再搞拆迁的事，说你们开就开吧，定期交税就行了，对赵佶来说，有了银子买石头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北宋的国都，便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与北宋以前的城市有了天壤之别，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成是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从州桥到朱雀门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云集了几百家商铺酒楼，赵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花包子、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都是东京有名的商号，在这里鲁达只需要花上十五文钱，就可以饱尝王楼、梅家、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