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办理。

    问题在于，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649年，奴仆“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1654年，“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从血酬的角度说，大规模逃亡意味着“无以慰其主而劝有功，” 制度设计的酬报和激励功能丧失了。不仅如此，圈来的土地大量抛荒，“历年并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纷纷当了土匪，这种结果未免让人生出鸡飞蛋打的感觉。

    满清统治者的初步反应是双重的，有退让，也有进攻。

    先说退让。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着永行禁止。”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击复辟的圈地行径：“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

    再说进攻。顺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这些法规初看很奇怪。奴仆逃亡，换来的不过是一百鞭子并归还本主，而隐匿者却要被处死，还要没收家产。被株连的邻居和村干部们也要挨一百鞭子，还要流徙边疆。对逃亡者的惩罚，远不如对被牵连者严厉。这种法规背后的计算是：奴仆像牛马一样是贵族立法者的财产，牛马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总不能杀掉，那等于处罚财产的主人。而隐匿者却是外人，无论处罚多么凶狠，立法者也不会疼。

    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在满清厉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类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军攻占河南，“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这种处罚窝主的方式似乎比满清还凶狠，达到了“灭其家”的程度。这时，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为皇帝另外算了一笔账，他说，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为一个俘囚，牵连处死几十人上百人呢？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

    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同时又从根本上修改奴婢或农奴制度，规定不得虐待奴婢，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来，租佃制渐渐取代了农奴制，逃人的问题自然也随之消失。

    我猜，两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税亩”替代，大量服劳役的农奴成了纳税的自耕农，这种大包干式的制度变迁，便可以解释为统治集团对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业，放松官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容许民间工业发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杀人和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它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像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像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东军阀韩复矩的做法更令人大开眼界。何思源在《我与韩复矩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矩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