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有力的回答。写史的人，不觉得此时的伯言有点像孔明吗？”

    无论多不愿意还是要承认多少有点相像，估计这便是强者的类似之处：内心生长着骄傲的信心，能够准确地认知自我、把握与运用其强力，事实是这封回信所塑造的陆逊，比我熟知的诸葛丞相更加锋芒毕露，尽管细细咂摸，还是能咂摸出锐利之后的温和：整齐的句式、平静的口吻。

    反思一场失败的战争时人们总乐于把责任推加到某一个人身上，哪怕他贵为九五至尊，亦好过承认整个国家做出了一次错误判断。所以在我接触到的议论里，多数人声称昭烈皇帝是在盛怒之下发动对吴作战的。《孙子兵法》写道：“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人们说先帝与关羽将军情同手足，他的心智被关将军的死讯搅乱了，就算诸葛丞相与赵云将军也没法劝说他改变主意，于是赵云被撇除在主力军以外，而丞相在目送大军浩浩荡荡出征时发出一声无奈的长叹，以及——战败之后，他仰面悲道：“倘若法孝直在，一定能阻止主上东征，就算出兵，亦不会遭遇如此败绩。”这种说法，在抢救与维护了两个人：诸葛丞相与赵子龙的睿智之时，也证实着国家始终知性的一面，对汉国人来说，较为容易接受。身为史家的我却需要努力注意历史更客观、往往也更冷酷的一面，虽然探究的起点时常是臆测，却不能把臆测：尤其是一厢情愿的臆测作为根据，留入汗青，我得忍痛擦去淋漓的血色，收拾尸身，发现其本来面目，为死亡立起一座座墓碑。

    “出征”的决定不是冒冒失失在缺乏理性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要知道那时距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已过去了一年多。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更紧要的事：曹丕代汉、先帝建国……我相信在经历这些事时，无论执政者之前的私人情感是怎样悲痛，他都有充分的时间从私情里跃然而出，做一个较客观的判断。尽管直至大军发动的那一刻，朝里仍流传着窃窃反对的声音，可“出征”毕竟是大多数人达成的共识。“赵将军的反对态度十分坚定，这我知道。”赵云在朝议时当众指出国贼是曹丕而不是孙权，倘若讨伐曹丕，天下都会响应，可与江东开战，政治上没有光明正大的旗号，战争之轮一旦转动便难以片刻停息，是以不该舍曹魏而向东吴，不该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一场不占政治优势的客场作战。我转而问赵直，“可是，丞相呢？丞相在战前说了什么话没有？”

    “没有。”不料他回答得这般干脆。

    “……怎么会？”

    “怎么不会？”赵直笑道，“莫忘记孔明不是诸葛家的独子。”提醒虽然有点迂回，我毕竟还是惊觉般想到：诸葛瑾！丞相嫡亲的兄长诸葛瑾正在江东为官，他曾参与荆州之战，因功被封为宣城侯。战后不久，吕蒙亡故，绥南将军诸葛瑾代替其职，领南郡太守，屯扎公安！

    “避嫌？”

    “岂能不避？”

    “可是，”我坚持道，“倘若丞相认为征吴是错误的，怎能为了避嫌而置数万士卒性命于不顾？听任先主亲履险地而不顾？！”至少，这种“瞻前顾后”的姿态，不像我所知的诸葛丞相。

    “我想……”赵直沉吟，“他不认为东征完全不可行。有一点你说对了，陈寿，那便是孔明实在不希望昭烈皇帝御驾亲征，然而这不是他能阻拦的，尤其在张飞被暗杀、杀戮者又带着他的首级奔亡江东后。再说，放眼蜀汉，一时也找不到比昭烈更合适的能主持这一场大战的将领。写史的人，你想想便知，孔明如何甘心放弃荆州？既然东吴可以将它夺去，蜀汉自然也有望将它夺回。他热望着胜利、热望着捷报，倘若说担心的话……那时孔明最担心的恐怕不是战败，而是昭烈在节节顺利的情况下不知节制、不知何时应该把重心从战争手段转移到外交手段上去：在重新占有荆州的情况下与江东重新结盟，依我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