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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关于个人：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工具

    记者：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