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习惯予以它应有的重视。我们生在一张床上，死在另一张床上，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庇护我们的疾病，是我们梦想的穴巢，爱情的战场。是我们最私秘的空间，是我们体内那个动物的首要藏身之处。对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迭戈·里维拉①的妻子——来说，床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避难所，刑讯台，圣坛。但弗里达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动物。那个永恒的伤口，那个伤得可怕的肉体（常常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变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人公。

    ①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其大胆和巨幅的壁画促进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壁画艺术的复兴。1909年定居巴黎，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现代画倡导者的朋友——译注。

    1954年7月13日，在满四十七岁后的一个星期，弗里达逝世。几个月后迭戈·里维拉把他妻子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至今仍可参观。弗里达去世的那张床就在那里（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张床上，科约阿坎那座漂亮的蓝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张带有四根柱子和华盖的大床。有那张床的照片，弗里达最后几年就栖息在那床上。那时床头摆满了她所爱之人的照片，床顶装饰着一块光荣榜，上面有她的伟大英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死神的讽刺性备忘录；在华盖的光滑表面曾有过，现仍有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那镜子里观察自我以创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艺术家，一生不到两百幅画，并且大部分是再现她自己的形象：有许多目光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现的主题油画，肢体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开：“我画自己，因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为了赋予绝对混乱的生存一种秩序的表象，人类怀有加工自身传记的感人渴望。出于这种愿望，弗里达一直认为她十八岁时因为无聊而开始绘画，之前一场可怕的车祸碾碎了她的腿，压断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极其漫长的恢复过程中，她母亲把一面镜子放在床头，她可能就这样开始把自己当做模特。但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达出车祸前一两年的自画像，一幅年轻、粗糙但可辨认的画像，具有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目光。所以她在身体受伤之前就绘画（和自画）了。

    这不是弗里达操纵的惟一传记细节：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拥有丰富想像力和极大意志力的人物。结果，她一辈子都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那年正好爆发了萨帕塔①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场动摇了这个国家旧的寡头政治并采纳了印第安主义的浪漫而悲惨的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弗里达自认为是大革命的女儿，但实际上她出生于1907年。她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犹太摄影师，母亲有一半印第安血统。

    ①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7）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译注。

    尽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体的伤害：“我记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时她就在床上躺了九个月（通向残废的分娩），躺在那张将成为她生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床上。作为生存和苦难的遇险者，她将在那条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单——船帆被发烧汗湿，被鲜血和眼泪沾湿）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场小儿麻痹症给她留下了更细的右腿和轻微的瘸拐，她像一只瘸腿的小鸟。

    十八岁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她想学医），这时一辆有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