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撞上他们。那是一次严重的车祸，死了好几个人；据在场的目击者说，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公共汽车的侧部。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的塑像。总之，甚至她的车祸都像一场恶梦，灾难仿佛传染了床上的梦呓世界，那个使她的画作也充满了奇怪而强大的象征物的梦呓世界。

    撞车使她的脊梁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骨盖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小儿麻痹症的那只坏脚）。当她母亲得知女儿的状况时，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月里无法去看女儿；患癫痫的父亲病了，二十天后才出现在弗里达的医院。弗里达孤身一人，一具被毁的肉体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车祸发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说，弗里达·卡洛那时就已开始死亡，一个二十九年后才在科约阿坎告终的漫长垂死。我们体内都带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渐死亡。弗里达在将近三十年不断和可怕的恶化后，正是死于那次撞车所受的伤。

    然而，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生存意愿，以至于两年后，在经历了一身的手术、做牵引、加挂件、穿紧身胸衣后，她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尽管她常常感到疲惫，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着，因为绝望更糟糕，”她在从医院写来的信里反复说，已经显示了那种使她在别人会死去的地方幸存下来的英雄气概，“我正开始习惯苦难。”

    当弗里达回到世上，她开始频繁出没一个左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共产党人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的家里正式把她介绍给迭戈·里维拉，那天晚上他开了枪并打碎了一个留声机。弗里达从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他，尽管quot;他吓着我了quot;。或许喜欢上他是因为他吓着她了。他们随即结婚，在婚礼聚会上画家又开了火，伤到一个客人；弗里达哭着回到父亲家，在那待了几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岁，他四十二岁。

    迭戈·里维拉那时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创作了一些革命题材的巨幅壁画，今天虽然它们仍保持着色彩和笔触的活力，但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风格里已显出有点僵硬；我本人对卡洛的作品更感兴趣。他是一个大腹便便、模样吓人的魁梧男子，长着鼓胀的眼睛和青蛙的脸庞（“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给弗里达的信里这样署名），可是他在与女性交往时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过两任妻子，与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与卡洛结合后继续干这事，让她非常绝望。据说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员波莱特·戈达尔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另外他还跟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谅的伤害导致他们离婚，但两年后两人又复婚。

    此外迭戈是一个无法加以分类的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由于他的空泛，他当主角的渴望，他的残酷。他的政治历程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连贯；首先属于共产党，随后是托洛茨基派，多亏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难权，之后又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再次接纳他（这是在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嘘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杀他：一种不因撒谎而让人不那么反感的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