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实际上是个陌生人；然而她又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盎格鲁-撒克逊范围内，一个半世纪里，玛丽一直被贬低和嘲笑；今天，尽管新历史学恢复了对她的记忆，大家记得她，主要是把她作为《弗兰肯斯坦》①的作者玛丽·雪莱的母亲。

    ①这部全名为《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哥特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用尸块拼成一个怪物并失去对它的控制能力。作品不再仅仅是充满黑暗想像的quot;鬼故事quot;，它向前呼应着quot;充当造物主的狂妄必受惩罚quot;的宗教母题，向后预见并质疑了科学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灾难，是部集哥特式鬼怪故事和科学幻想于一体的作品——译注。

    如果注意到她的成就，以及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无知便令人惊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女性，她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能够在伦敦站住脚，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为女权辩护》（1792）一篇，奠定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她那时代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大革命期间她只身前往巴黎，并在那里经历了恐怖统治的痛苦岁月（或更确切地说她幸存下来，因为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被砍头）。此外她与一位美国冒险家生了一个私生女，然后与英国作家威廉·葛德汶有了另一个女儿（成为玛丽·雪莱的那个女儿），并跟他最后结了婚。那时这种生活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她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玛丽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人士，是辉煌和轰轰烈烈的十八世纪——她那个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儿。像她那样的改革家有很多：为普选、为个人权利、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所有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而当时则是革命性的。但当这些进步骑士为所有的人要求选举权时，那个所有的人只是指男人；当他们谈论个人权利时，只关注男性的权利；当他们提到自由时，完全排除了妇女的自由。

    从今天的角度很难想像那个如此专制，知性上如此不连贯的世界；但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它残暴地向妇女施加奴役，极力使偏见的分量甚至在最明智的头脑里都造成理性的失去。例如哲学家洛克①，人类天性自由的捍卫者，坚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妇女都不能分享这种自由，而是要从属于男性。卢梭说：quot;一个智慧的女人对她丈夫、子女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惩罚。quot;康德说：quot;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思考，即使一个女人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毁掉了女性性别的自身优点。”

    如果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创新的思想家都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可以想像对那些妇女来说，整体环境想必是令人窒息的，她们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具有敏锐的智慧、不顺从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来警告所遭受的现行性别歧视带来的不公正。但无人，或几乎无人会重视和尊重她们的这种品质与才能。持这种想法的妇女很少（她们中有西班牙人何塞法·阿玛尔-波旁，她于1786年发表了《捍卫妇女才能的演说》）；男人也极少。在这场斗争中有过男人，严格而诚实的男人，他们知道把自己的革命性分析进行到底。如孔多塞，伟大的法国哲学家。

    ①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后天的经验是知识的源泉——译注。

    一位女性怎样变成先行者，脱离她那时代舒适的常规，坚持那种先进甚至带有危险的边缘性立场？我猜想，她不是通过一种早年明确的历史志向，而是以一种更加人性及平和的方式，沿着那条在知性上不能接受的、不同的道路缓缓地滑行。在生活中事实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逆转：死亡和知识。知道的事不会不再知道，无知无需通过两次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