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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孤独 永远的逃亡者(1)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照片中几乎从未张嘴笑过:她的牙齿不好,而她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说实话,她关心所有事物的外表:她需要世界是一个平静而确切、和睦而有序的地方。但现实是眼花缭乱的,趋于混乱,不管我们如何设法使它服从我们的要求;这样,从四十岁起阿加莎胖了许多,变成了一位丰胸肥臀的壮妇。她过去一直很苗条(她自己负责在所有的自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人提及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一件对他人来说不可置信的奇事,或许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因而这种突然和决定性的发福,自己将要被禁闭在一个巨大的躯体里度过后半辈子,这大概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存变成一场长期的逃避黑暗,一场与混乱的秘密斗争。

    她出生于1890年;因此她属于那代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还要直面帝国最初衰败的不列颠人。维多利亚主义已经树立了像一只铅桶那么坚定和明确的世界观:一切事物各居其位,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现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丽与法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确的梦想在十九末摔得粉碎。达尔文解释说神的预言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样来创造人和动物,而我们的进化打上了偶然和任意的跳跃烙印。人们发现了具有流动习惯的有害无形分子细菌,因而疾病不再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或检验,它变成了一个坏运气问题。更有甚者,在所有这些不安和如此多的变化当中,爱因斯坦于1905年抛出了他的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可靠。二十世纪带着它所有的恐惧、无序和战争慌忙来临。维多利亚主义静止的巨大架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海上临终喘息倒塌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人急忙证实这场海难:quot;布卢姆斯伯里团体quot;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①等)接受生存的无序和破裂来建构他们的作品,于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了二十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属于同一代人(她比弗吉尼亚小八岁),但她一生都在同混乱作斗争。她想蔑视这种混乱,试图恢复先前那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那个她童年时代完美无缺的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七十九部小说,十九部剧本)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环形世界,是不只舒心而且健脑的数学游戏,那是可预见的世界,在那里,好与坏占据着预定的位置。

    ①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批评家,quot;布卢姆斯伯里团体quot;的领袖——译注。

    为何有那种堵住漏水洞的渴望?为何无法忍受深渊的稍微显露?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性格的遗传,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一位花花公子的小女儿,他那么高兴地挥霍掉自己的年金,以至于死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那时阿加莎年仅十一岁。于是,这个未来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就认识到孤儿的处境、破产和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从此她不得不照顾母亲。这一切都仿佛是黑暗中伸出魔爪的怪物。

    阿加莎很了解那个内心的怪物,那个她一生逃避的迫害者。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准确地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可怕记忆: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在法国度假,夏天的一次散步中,一位十分和蔼的导游为了送给阿加莎一个礼物,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用一只别针穿过它。导游把那只蝴蝶别在女孩的草帽上。几个小时里,在童年那段静止和没有终结的时间里,这群人在田野散步,而蝴蝶绝望地振翼,在草帽沿上奄奄一息。阿加莎被恐惧吓呆了,她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因他人痛苦的疯狂而十分难过。那种无言,那种无法面对可怕之事,数年后在她一生中最出名、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中——她的失踪——再次吞噬了她。

    阿加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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