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腼腆、可爱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运。”他最后说，又补充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按照计划，我们第二天傍晚动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巴黎干我们想干的事。

    上午，西尔维亚和我去了罗丹博物馆，然后，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际医疗队。

    我们得签署各种文件，包括银行委托书，医疗事故下的健康保险，以及使最近亲人受益的人寿保险。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兹和妈妈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们分开了，各自去给家人买礼物。我给妈妈和马尔科姆寄去了一个金色“古董”黄铜钟作为迟到的结婚礼物，在“小不点”给刚怀孕的弟媳妇买了些非常可爱的婴儿服装。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走过“大师之声”，进去最后测览一番。自然我买了3盒磁带才算走出了门，其中一盒我让他们用礼品纸包装好，准备送给西尔维亚。

    我在大汽车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已经晚了，如果再不出发就要误飞机了。我不断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车。不用担心，我们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轿车。”

    我觉得这话既不能让我放下心来，又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但我服从了。

    我刚坐下，西尔维亚就出现在台阶顶上，身后仍跟着那个影子。

    她穿着宽松的套头衫，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简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下，拍拍我的手让我安心。

    “对不起。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下电话。”

    我认为最好别问她指的他们是谁。

    当我们在星形广场陷入车海中寸步难行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们，你们现在从车窗里看见的汽车比全厄立特里亚的车都要多。”

    永远无比忠实的尼诺独占了最后一排座位。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热情地向他招手，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亲近的表示。

    在戴高乐机场，当我们把行李扔到行李车上开始往门口推时，她的看门狗仍继续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监护着她。当我们到达护照检查处时，他的任务正式结束。终于，他向西尔维亚和我走了过来。他不自然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们告别。

    “祝达历山德罗小姐旅途顺利。很遗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顾她了。但是……”他停了下来，难为情地没有说下去。

    “你真可爱，”她热情地答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说，我指望你了，先生，别搞糟了。然后他回转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会想念他吗？”我低声问道。

    “不会。”她断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税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钟的采购，买诸如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必需品。莫里斯·赫尔曼斯费劲地拿着2升装的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你知道吗，这种杜松子酒是一个荷兰的医学教授首先用红松果酿造出来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看上去你有足够的杜松子酒给整个厄立特里亚治病用了。”我觉得很有趣。

    “嘿，这东西现在减价，我捉摸着如果飞行员没汽油了还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们11个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着，随便聊着，尽量不显露出心里的紧张不安。

    终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阿斯马拉的224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