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说“太早了”，然后又说“太晚了”。

    ——福楼拜：《通信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我得知西尔维亚快要死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得要命。

    我知道这显得很不人道，特别是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事实上，当我刚得知这么多年以后她要来见我时，我几乎觉得这是个和解的举动。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把我们即将到来的重逢只是当做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呢，还是说，也许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和我渴望见到她一样，她想再见我一面？

    那么她的丈夫呢？纵使她还没有告诉他我们俩人之间多年前的那层关系（这简直太不可能了），现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诉他不可了。

    不过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们见面。毕竟他是个习惯于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这个领域里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两岁，才43，从最近报纸上的文章判断，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上交谈时，里纳尔迪很郑重，很客气。尽管谈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色彩。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立刻就会听从他的吩咐。

    “里纳尔迪夫人长了个脑瘤，你能马上见她吗？”

    但是，尽管他很傲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语气中暗暗承认，我有着他本人并不具有的一种力量。虽然他是个顶刮刮的生意人，却在讨价还价上敌不过死神。

    而这正是使我感到满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刚刚才想到似的，在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党察的稍一停顿后他补充道：“劳驾了。”

    我得帮助，帮助他们两个。

    一个小时之内，医疗记录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等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撕开了封套，毫无道理地认为可能有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是西尔维亚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当然，里面只有她大脑的各种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以为自己以前已经看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了。当然，头脑不是一个器官，大脑也不是灵魂所在之处。然后，我作为医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扫描也已显示出了肿瘤的迹象。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给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医疗记录，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医疗术语。病人当时41岁，是个已婚白人妇女，最先找了个叫卢卡·文吉阿诺的教授，说感到剧烈的头痛。医生认为是由于情绪紧张所致，开了当时最先进的镇静剂。

    但是尽管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透露出了一点她的个人情况。显然，西尔维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未明确说出的紧张压力。也许出于自私，我立刻就认为这与她的婚姻有关。

    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活的边缘上生存着。对比而言，尼科可是个出头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国公司——米兰汽车制造公司——除了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外，还经营建筑、炼钢、保险和出版事业。

    在各个时期报刊上都出现过传闻，把他和这个、那个年轻女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动的场合照的，因此也许只是猥亵的猜测。不过名人总是招人议论的。我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了解这一点。

    无论真相如何，这点暗示对于我那干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点燃了的火柴，我宁愿去相信记者的含沙射影，并把那位大教授记录中所说的焦虑归咎于她丈夫的移情别恋。

    我强迫自己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