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病毫无道理地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文吉阿诺才认真对待，把她送到伦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姓名前冠有“爵士”称号的神经病学家那里去。

    不错，他发现了肿瘤，但断定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确实，即便是技术最高超的一双手，也无法在操作极小的显微外科器械时不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更可能的是，造成她的死亡。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招。我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不错，我开创的基因技术曾经多次通过复制缺损修复后的脱氧核糖核酸成功地逆转了肿瘤的发展。

    然而，现在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懂得了为什么医生不该给亲近的人治病。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要去治疗一个你爱的人，会使你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我不愿西尔维亚成为我的病人。

    装着病历的封套到我手里还不到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好吧，希勒先生，你认为怎样？”

    “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把全部病历看一遍呢。”

    “难道看一眼她最近的扫描还不能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吗？”

    显然他是对的。我心想，他也许是不愿让我从病历中读到太多的细节。他是不是怕我会责备他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确实有几分责备他。）

    “里纳尔迪先生，恐怕我同意你伦敦的医生的意见，这类肿瘤是无法治愈的。”

    “除非你来治。”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猜我就等着他这么说呢。

    “你今天能给她看吗？”

    我思考着看了一眼日志。下午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四点半还有个研讨会。我明知自己会答应他的要求，干吗还要去看这么一眼？（坦白地说，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倒觉得很宽慰，这样我就不会在期待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两点钟怎么样？”

    可是我大大高估了尼科领情的能力。我该猜到他会尽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的。

    “其实我们的住所离你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距离。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儿。”

    “好吧。”我叹了口气同意了。赶快了结了也好。

    几分钟以后，秘书用蜂音器通知我，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到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几秒钟后，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打开，回忆就会如洪流般涌人。在见到她以前，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而我先看到的却是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神情专注，前额已开始秃了。他沉默地点点头和我打过招呼，然后像是第一次引见般地介绍了他的妻子。

    我凝视着西尔维亚的脸。起初我感到岁月似乎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她的眼睛仍然是同样的黑色的火焰，尽管这对正故意躲着我的目光。我无法解读她的感情，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是有了什么不同。

    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但她脸上有一种与疾病无关的厌倦和难以名状的忧伤神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生活得并不幸福才有的表情。

    我局促地走上前去和她丈夫握手时，轻声对西尔维亚说：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