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滋长。

    曾泽生和六十军的领导人是从围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开始考虑自己出路的。蒋介石要派来援军已绝无可能，长春绝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绝不能突围出去，滇军要想再行入关也是绝无可能。在这几种绝无可能之后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为蒋介石殉葬，被解放军所消灭；一是起义反蒋，投向共产党。9月22日晚上，曾泽生约他的两个师长白肇学和陇耀密谈。三人都倾向于走后一条路，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六十军起义之后云南的卢汉立刻就会被蒋介石搞掉，所以对具体步骤未能进一步研究。

    但是想来想去，他们估计，蒋介石已经被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难以加害云南。至于远在后方的眷属的安危此时已无法顾及，有冤有债，只能以后再算。所以，他们逐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从9月26日开始，他们进入了起义的准备时期。

    六十军要起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新七军和名义上属于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因为这是以自己的两个师对付对方的四个师，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争取郑洞国一道起义，或至少要争取郑洞国不以武力来反对。10月13日，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六十军军部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派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