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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云南中共党组织早在1937年六十军刚组建时就派有党员杨重等人进入该军开展工作，并在一八四师中建立了滇军中第一个党支部。我党还从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军中，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泄露”的方针开展工作。杨重还担任了曾泽生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1947年秋天因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据组织决定离开六十军（当时正在长春城外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所以对六十军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党中央就把争取滇军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朱德、叶剑英都亲自过问过这方面的工作。滇军元老、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身份暴露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时也被中央派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军区高级参议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对滇军的工作。

    根据六十军的具体情况，东北局对敌工作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如不断地送给六十军各种传单和宣传品，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经常给六十军的各级军官写信，将被俘后思想转变较好的云南籍官兵有意释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1947年5月，暂编二十一师在海龙突围时被我军俘虏7500多人，备受优待，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刘少奇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