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兰格也同样）依然对他的制度不会堕落入专制主义统治的深渊充满自信。

    迪金森仅仅提及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使社会主义计划者希望实现自由，他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依然是一名计划者”；不过他给出的答案使人们怀疑他本人是不是十分清楚他的论点是基于哪些方面而提出的。他的答案仅仅是”一个计划可以经常改变”，但这并没有抓住要害，困难在于，为了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制订计划，必须使社会各成员对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的意见比平常状态更具广泛的一致性，进而这种一致性被传播开来，并通过强制和宣传的办法来取得共同的价值尺度。我在别处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一回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重复。我在那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必定要走向极权主义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得到了我从未料到过的人的支持。至少在马克斯.伊斯曼的俄文新作中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尽管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从一个必然的政治和文化伴随物的意义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事实上，尽管迪金森本人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其著作的最后几页的论述与此非常接近，他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总是要人为地消除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差别，让会中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将要熔合在一起。”这恰恰是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教条。这种差别消失的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在于现在不再是尽可能地调和个人之间的观点和愿望，而是强调一个单一的价值尺度——自圣西门时代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梦想的“社会目标”。在这一方面，从迪金森所列举的霍格本、刘易斯·芒福德教授到斯大林、希特勒等例子来看，似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比迪金森所相信的美好的、理想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更现实、更加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