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完全撇开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在义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经济活动的广泛集中趋向。在这种制度下，究竟能维护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问题的关键。两位作者都一再提醒集中计划制度对个人自由的危害，看来他们之所以提出“竞争的社会主义”，其部分原因就是要对付这种危险。迪金森博士甚至说：“资本主义计划的存在仅仅建立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而由于不负责任的管理，使社会主义的计划变成“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最严重的专制”。他和兰格都相信他们的竞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避免出现这一危险性。

    如果竞争的社会主义如同人们在价格机制中所表现的那样，能使生产方向确实依据消费者选择的结果，如果计划当局必须决定生产些什么，以及怎样适应例外情况而不是例行规矩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主张很有依据。但实际情况与此又有多么大的差别呢？我们已经看到，中央政府机构保持对投资的控制，使其在生产方向的选择上可使用最广泛的权力；实际上，这不必经过冗长的讨论就可以证明。然而对此还要补充几个决断性的因素，迪金森本人尽管没有完整地列出这些因素，实质上却很好地抓住了。第一个因素是“资源在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之间的配置”，我们已经知道这经常包括哪一种需求应满足而另一种需求不能满足这一决策。其次，需要进行主观决策的是“资源在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配置”，按他所设想的广义的“公共消费分配”观点，这意味着社会资源另一很大部分不受价格机制控制，而只受独裁主义决策的影响。迪金森在这方面强调补充说，这只是有关“工作与闲暇”、“地理规划与土地定价”之间的选择。但在他所阐述的其他方面，即他要求用一种有效的计划来纠正市场结果等方面，又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尽管他（兰格更是如此）常常暗示存在通过审慎的干预来纠正价格机制运行所变成的结果之可能，但却从来没有在书中明确地制订出这样的方案。

    这里，我们或许能通过迪金森对待工资变化问题的态度最清楚地看出这两位作家的思想。他说：“如果某个行业的工资太低，计划机构就有责任通过调整价格和产量，使各行业中的技术要求、责任、难度相同的工种的工资相等。”这里显然并没有说要依靠价格机制和职业的自由选择。稍后我们又了解到，尽管“任何专门性职业的失业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要降低标准工资，”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降低工资会导致不满；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样会长期维持不同职业的劳动力的不经济的配置”（怎样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降低工资会遭到人们的反对。这样，当“发明创造和组织管理的改进使较少的劳动力能满足人类需要时，社会就应该致力于发现新的需求以供满足”，“由教育和启蒙性的社会组织运用强大的宣传和广告机器来代替赢利的私人企业雇用的广告员和中间商，在保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主观印象的同时，将需求向社会所期望的方向转移。”

    当我们加上这一点以及许多与此相似的方面——在这些方面迪金森要求S.E.C实行家长式的管理——时，也包括必须协调国民生产“与总进出口计划的关系”这一事实。因为自由贸易“与集体主义制度原则不符”；有一点很明显，不受专制决策或多或少影响的，只有相当小的经济活动。事实上，迪金森特别仔细研究这样一种情况，即通过一定的计划机构，国家从整体上负责考虑经济活动。他还补充说，这将彻底冲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那种“幻觉”；即“产品的分配由非个人的非情感的因素支配，就如控制气候的因素一样”，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与多数其他计划者一起，把其体制下的生产看作是由有意识的和专断的决策来指挥的。然而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专断决策要起这样广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