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模式。但这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这种方法是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正确方法。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些社会结构中，难道最终也没有我们应该观察和衡量的确定的并可触知的社会事实——就像我们观察和衡量物质事实一样？我们难道不应在此至少是通过观察和体验，而不是通过用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发现的要素“建立模型”，来得出我们所有的知识吗？

    人们普遍认为，当我们从观察个体行为转向观察社会集体的行为时，我们就是从模糊和主观预测的王国转向了客观事实的王国。这就是那些认为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模式能使社会科学变得更“科学”的人们听持有的信念。这种信念的思想基础由“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在其著名论述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他指出，在社会现象的领域，就象在生物学的领域一样，比起其组成部分来，“客观事物的整体肯定会被更好地了解并被更快地接受，”他试图创立的大多教科学都建立在这种信念或类似的信念之上。

    我认为，那种把诸如“社会”或“国家”，或任何特别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视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可理解的个体活动更加客观的观点，是纯粹的幻想。我要表明的是，我们称做“社会事实”的，从自然科学使用“事实”一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和个体行为或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不过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立的那些模式一样，是一种根据我们自己的头脑中所找到的要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因此，我们在那些科学中所做的事情，从一种逻辑的意义上看，恰恰与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或社团、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时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只不过把日常谈论中隐藏的或含混的东西弄清楚些。

    在此，我不可能与任意一种理论社会学科相联系来解释这一问题，或者，更确切他说，我能够做到的只是与此有关的这些理论社会学科中的一个——经济学。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也许要花费比花在技术细节方面更多的时间。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假如我这样做时尽力与社会领域中杰出的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即历史学相联系的话，那么，也许会更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考虑一下“历史事实”的性质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那些想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不断地劝告社会科学家从他们的事实转向历史，并用“历史方法”来代替这种经验的方法。实际上，在社会科学本身的范围以外（似乎特别是在逻辑学家中间），历史方法是概括社会现象的合理途径，看来这几乎成为普遍所采纳的教条。

    我所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意思？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历史所涉及的事实对我们而言是否象物质事实一样重要？滑铁卢战役，以及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政府或封建制度是何种类型的事物？等等。倘若我们先不直接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考察一下我们如何决定自己所具有的任何零星信息是否能构成滑铁卢战役的部分“事实”，或许我们就会深化对此问题的讨论。我们要问，刚好在拿破仑防线北翼之外犁田的农民是不是滑铁卢战役的一部分？或者，在听到巴士底狱风暴的消息时丢掉其鼻烟盒的骑士算不算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对这种问题追根究底至少将会表明，我们不可能根据时空的同性物来定义一种历史事实。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而且同一件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并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发生。古典希腊语言或罗马军团组织，18世纪波罗的海贸易或习惯法的演变，以及部队的移动——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没有任何物质标准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的一部分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对它们加以定义的尝试都必定采取某种思想重建的形式，或某种模式的形式；而可理解的个体态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