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爱德梅服丧期满后回到圣赛韦尔，我们的婚礼早已确定在这时举行。当我们离开这个使我们俩都深恶痛绝、苦不堪言的省份时，我们以为绝不会感到有回来的必要；然而，童年的回忆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是那么有力，即使置身在景色迷人、不可能勾起任何伤心事的地方，我们也很快怀念起我们凄凉、荒僻的瓦雷纳，为花园里那些老栎树叹息。我们怀着发自内心、甚至带有敬意的喜悦心情回来。爱德梅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园子采集美丽的花，跪着献在她父亲的坟上。我们吻着这块神圣的土地，发誓要不懈地努力，像他一样地光大门楣。他经常把这种抱负发展成弱点，但这是一种高贵的弱点，一种神圣的虚荣心。

    我们的婚礼在村子的小教堂内举行，喜庆限于家庭规模；除了阿瑟、神甫、马尔卡斯、帕希昂斯，没有任何外人参加我们简朴的喜宴。我们干吗要不相干的人来目睹我们的幸福呢？他们或许会以为，通过他们的大驾光临掩饰我们的家声之玷是给我们莫大的面子呢。我们在自己人中间已够幸福而快活的了。我们心中的情谊已达到饱和状态。我们的自尊心太强，不愿向任何人乞求友情；我们彼此已心满意足，没有更多的需求。帕希昂斯回到他的小屋中去了，他始终拒绝对自己朴素的隐居生活作任何改变，每周有几天继续尽他“大法官”和“财务官”的职责。马尔卡斯留在我身边直到故世，这发生在接近法国革命的末期；我但愿通过无私的友谊和亲密的交往，已尽我最大可能报答了他的思情。

    阿瑟为我们牺牲了他的一年光阴，下不了决心放弃对他祖国的爱，放弃以他的知识和劳动的成果报效祖国、对祖国的进步作出贡献的愿望。他返回费城；我鳏居之后，曾去那儿看望过他。

    我不给你们描绘我跟高尚而善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如何幸福美满；这样的岁月是难以形容的。失去它们之后，如果不竭力避免多想，就会叫人痛不欲生。她给我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还活在世上，全都安居乐业。我相信他们最终会抹去祖先身后留下的可悲的名声。我遵从爱德梅临终的嘱咐，为他们而活着。请允许我不给你们进一步讲述丧事。这一损失对我来说仅仅过去十年，如今我仍和当初一样感到痛心。我不寻求自慰，而是要力争使自己配得上她，在度过了考验期之后，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跟我生活中神圣的伴侣会合。她是我终生惟一所爱的女子；从来没有别的女子吸引过我的目光，感受过我的搂抱。我生性如此；我爱什么，就永恒地爱，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始终不渝。

    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没有摧毁我们的生命；革命唤起的激情也没有扰乱我们和谐的家庭生活。我们心甘情愿地将一大部分财产捐献给共和国，认为这是正当的牺牲。神甫被流血斗争吓怕了，当时代的需要超出他灵魂的力量时，他就偶尔放弃宗教信仰。他是家庭中的吉伦特党人①。①吉伦特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大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1792年8月执政后，反对革命深人发展，1793年6月巴黎人民起义时垮台。

    爱德梅同样十分敏感，却具有更大的勇气。她作为女人，又富有同情心，为所有党派的灾难深感痛苦。她为她时代的不幸而伤心；但她从未低估伟大而圣洁的狂热。她始终忠于她的绝对平等的学说。在山岳派①的行动使神甫生气和灰心的时期，她慷慨地牺牲了自己的爱国热忱，体贴地从不在他面前提起某些会使他发抖的名字；她敬仰这些名字，信服的程度是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见过的。①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其著名领袖是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

    至于我，可以说正是爱德梅教育了我。在我整个人生过程中，我完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