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学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袖无领无扣的套头衫，向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名字和父母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申斥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夫人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十七世纪《塔木德》学者和喀巴拉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

    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显然是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的所为如出一辙。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我读过了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关于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在雅法的友谊，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马虎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地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纯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纯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察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视，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着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我和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基于一种共同的爱。”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一举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成名。

    “你们都爱的是谁?”我问，怀着年轻人的纯真，心怦怦直跳。“这可得严守秘密。”阿格农先生微笑了，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时几乎朝自己挤眼，“对，严守秘密，要是你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透露给你。”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多蠢啊，一个劲儿向他做口头保证。“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住在雅法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和我都疯狂地爱上了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没错，阿格农自嘲性的讽刺令其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