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她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当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母亲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在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些我的书：“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你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大人那里给我拿来一本书。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不多。

    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我爸爸按照阿格农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的《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当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倘若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直至将其湮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由于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故而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位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那个人见多识广。”有一次她说：“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说话不多。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不多。”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而痛苦。“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