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