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乔治·塔拉斯肯定自己绝对睡不着了。他开了灯——这已经是他上床之后第六次开灯——从乱七八糟地堆在广场饭店他这个房间里的大批书籍中翻出那本《蒙田散文集》。哦，亲爱的老蒙田！当初，塔拉斯就是把自己珍藏的这本旧书借给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里逃生的那个小青年。

    “三十五年来，我们走完了整整一圈，”他想。

    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瞧见月下的中央公园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此时此刻，那里的矮树丛和林荫道，很可能比亚马逊尼亚丛林危险很多。他把《蒙田散文集》信手翻到第三编第二章：

    我提倡简朴无华的生活……全部伦理学既适用于普通的私生活，也适用于比较丰富的生活；每一个人自己身上都具备做人的一切条件……

    他回过头去该前面的几行：

    世界本身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世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包括大地、高加索山脉的岩石、埃及的金字塔，既有共同的运动，也有本身各自的运动。稳定状态不过是比较缓慢的运动。我无法固定我的目标。它就象一般醉汉那样踉踉跄跄、东倒西歪……

    塔拉斯思付：“那几年，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他拿来还给我之前，已经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

    塔拉斯踱回屋子中央，发现电话机上的红色小灯一闪一闪发出信号，这表示有人打电话给他而接线员以为他在睡觉。塔拉斯于是与接线员通话，接线员告诉他，几分钟之前一位大卫·塞梯尼亚兹先生给他来过电话，但是得知他可能睡着了，只要求转告说某人给他打过电话。

    “请接到他那边去，”塔拉斯对接线员说。

    塞梯尼亚兹在电话里说：

    “我睡不着，乔治。我在屋里打转转。”

    “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塞梯尼亚兹君，我也同你一样闷得慌。大概是春天的缘故吧。我这儿有杯子和冰块，要是你能带一瓶……”

    “只要二十分钟我就来。”

    其实他顶多只花了十五分钟。他们喝得不太多。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能够互相作伴，两人心里都觉得踏实一些。时间—个钟点—个钟点地过去，一瓶酒还是喝完了，他们看见晨曦照亮了春天公园里的树叶。两人言语不多，不谈别的，单谈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或关于对方的，或关于雷伯的，以前，在王的秘密的明影笼罩下，他们彼此保密，互相隐瞒，如今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他们甚至不想打听王可能在哪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星期之前，在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协助下，塔拉斯对他自己辑录的法律条文汇编作了一份详细的注释交给雷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塞梯尼亚兹知道得更少，自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分手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

    他们两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情绪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把以往跟雷伯呆在一起的时间统统加起来算了一下，结果发现，在三十五年里（还差十二小时就是整整三十五年），他们同王会面的时间不过一百到一百二十小时。关于克立姆罗德，如果说到今天还有什么使他们感到惊讶的，那就是：尽管接触的时间这么少，雷伯对于他们两人一生的影响却如此巨大。不光是影响他们两人的一生，还影响到被他改变了命运的成百成千男男女女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看法不谋而合。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要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之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所建造的这台巨大的机器仍然会运转，生产出毫无用处的财富，因为他根本不把这些财富放在心上。

    实际上，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机器照这样运转下去，今年（1980年）的一百七十亿美元十年以后就会变成三百或四百亿，到本世纪末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