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

    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

    “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

    “我可以外出旅行吗？”

    “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

    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

    “是保尔吗？”

    他立即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这安详、柔和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有听到了。

    “保尔，”雷伯说，“你的事我刚听说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之意。我听说这只是一次警告，谢天谢地；还听说目前你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外出旅行，不过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不想请你去周游世界。既然你在法国，我们就在法国会面。十天以后，希望那时你不要离开。你能来见我吗？”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吩咐。”

    “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将有一架飞机在图絮勒诺勃尔等你。请你一个人来，切勿招摇过市。”

    苏必斯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法国人。尽管有点儿大大咧咧，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一句俏皮话而不惜得罪一个老朋友，然而，他毕竟思路敏捷，具有一种把蛛丝马迹迅速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本领。

    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悉，一件震撼世界的事情即将发生。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在苏黎世接到电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好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二十年前，差不多也在那一天，他先是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告诉布罗克曼：“楼下有个脚蹬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然后硬着头皮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见阿洛伊斯·克纳普。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件事，他保留的记忆中央杂着些许缠绵悱恻的情思。但是，对于他来说，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虽然他工作一直很勤恳，但他个人在银行里的地位扶摇直上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及至需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