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六月，突多尔·安盖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当时他正驱车行驶在圣莫尼卡的大街上。这位罗马尼亚裔的洛杉矾律师是负责多方面业务的王臣。不过，经手最多的还是有关金矿的事务。

    九天之后，即六月二十八日，雪莉·塔拉斯在癌症的折磨下挣扎了十余年后也去世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从王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

    “三小时之前。”

    雷伯的声音有点异样，过了一会儿塞梯尼亚兹才明白是什么原因。

    “你是在飞机上和我通话吗？”

    “是的。两小时前我们离开了里约热内卢。在直接去波士顿。你是不是也到那儿去？”

    也许可以说，没有什么比雪莉·塔拉斯的死更使塞梯尼亚兹伤心的了。他认识雪莉·塔拉斯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象对母亲一般敬爱她。她的去世使大卫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虽然并不感到意外。医生早在四年前就已认为她没有希望了。

    出乎意料的倒是这次王本人竟亲自前往。

    “那时，”塞梯尼亚兹后来回忆道：“我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没见过他。根据雷伯的特别指示，凡是需要他过目的文件我都让玛尔尼·奥克斯转交。在文件中，我几次指出，由于他提取的款项金额越来越大，我正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三天后，文件由杰思罗手下一位匿名信使送还给我，上面标明：‘绝密。面交收件人。’一张附条上写着：‘情况我知道。望尽力而为。’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象他的：光着身子，额上套着绿色蛇皮头箍，头发披到肩头，在危机四伏的丛林深处，置身于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之间却得其所哉，天晓得吃着什么东西，一边还能对我实行遥控指挥。比如说，他给我的另外几张附条中写着：‘萨格勒布联合银行，帐号583452LM67，未把那笔十一万二千六百美元的款子转来。为什么？RMK。’。‘我已要求从德黑兰的伊朗启夏瓦兹公司撤回全部资金，但至今尚未完全撤回。此事请照办。RMK。’

    “……现在我获悉，他总算露面了，目的仅仅是参加在缅因州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公墓举行的葬礼，在那里陪伴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朋友……”

    乔治·塔拉斯当然也记得。

    雪莉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在医院里去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种解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半月里，医生天天结她注射吗啡，剂量越来越大，她几乎终日不省人事。如果称一下的话，她临终前那几天的体重恐伯只有三十公斤。这情景勾起了塔拉斯奇怪的联想，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的那些幽灵。

    及至一切告终，他没有失声痛哭，也没有让半点悲哀流露出来。他这人和眼泪无缘。他的想法十分明确，而且早就打定了主意：谁也不通知。一旦通知人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从前在哈佛教书的的学生和同事都会匆匆前来，雷莉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出版界朋友也会赶采。她生前在评论中对一些著名作家时而满腔热情地支持，时而痛痛快快地批评，这些作家也会觉得有必要到缅因州来吊唁一番。

    只有一个人，他犹豫着是否要遇知：大卫·塞梯尼亚兹。雪莉把大卫当作他们的儿子—般看待。他在医院里甚至已经拿起听筒准备往纽约挂电话，但又改变了主意，他心情沉重，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把他紧紧包围起来。“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好几个月以前就知道她即将死去，现在她真的死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能自我解嘲。即使是现在，他仍抱着一种嘲讽人生的态度，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在电话里谈这等事情。“塔拉斯，你会一下子哭起鼻子来，还是别出这种洋相吧。”

    也许是受到一种反作用的驱使，他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