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