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