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