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我利用汽笛响的时间，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后来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我带着它不是为了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的手里，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我至今还相信——无名指，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没有感情的掘墓人给刨断的。这从前是或者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曾经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它才得以保持某种匀称，因此可以谈得上美，尽管是失效的美。此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可能是这样的：我享受工业区洋溢着的激情，就如同过去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面对外表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仅仅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这女人的手指却触动了我的心，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拿定一个主意，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我变成约里克，把那个女人——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特是个男人的话。我，约里克，第五幕③，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④”，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脑袋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⑤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得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我的义务劳动局铁铲上面的格林德根斯扮演的哈姆莱特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站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之间，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把这座乡村公墓变成了世界中心，把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变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令人钦佩的半神半人的中心，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在此地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在我的头顶上方，高压，电流，咝咝响，在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然而，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以及旁边的哥特式怪兽⑥。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与该剧无关的其余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如同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于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它过去之前，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着，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又屏弃这种愚蠢的提问，而把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吮血的邮件篮，美国——同驶往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我让时而还清晰可辨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国戈德先生去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