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不肯离开。这是托比胜利的，恰如其分的顶点。演出结束后，预定举行一次大型宴会。但托比对吉尔说：“我累坏了，女神。你自己去赴宴不好吗？我要回饭店里躺一躺。”

    吉尔独自一人去参加宴会。大卫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她的身边。她同东道主交谈、跳舞，为他们对她的赞美而表示谢意，但她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她同大卫那次会见的情景。“我当初实在结错了婚。萨塞已经和我离了婚。我从没有一天不爱你。”

    深夜两点，吉尔由人护送到饭店门口。她走进去，发现托比躺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不省人事，右手伸向电话机。

    托比·坦波尔被紧急用救护车拉到斯维尔契科夫大街三号外事人员总医院。三位一流专家深夜赶来就诊，大家对吉尔深表同情。医院院长陪她到一个单间办公室，她在那里等侯消息。一切又仿佛再次重演，吉尔想。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但这一次却潜在着一种模糊的、虚幻的……

    几个小时过去后，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俄罗斯人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剪裁得并不合体的服装，看起来像个失意的保安人员。“我是杜洛夫大夫，”他说，“我负责主治你丈夫的病。”

    “我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请坐，坦波尔夫人。”

    吉尔本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站了起来。“告诉我！”

    “您的丈夫患的是中风症，从医学上讲，是由脑血栓形成的。”

    “严重吗？”

    “是最最——怎么说呢——目前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您的丈夫抢救过来——当然，现在还很难说——他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已完全瘫痪了。”

    吉尔离开莫斯科之前，大卫打电话给她。

    “我无法对你说，我是多么难过。”他说。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边。什么时候你需要我，我就来，一定记住。”

    归程是一场难堪的旧戏重演。飞机里放着医院的担架，急救车从机场径直开回家，然后是开设了一间病房。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的是，吉尔一经允许探视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主要器官都还活着，从各方面说，他还是个活体，然而却又不是。应该说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脉搏的尸体，一个氧气罩里的死人。身上插着的针管和针头像导管一样，输进各种液体，维系他存活下来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难看。嘴唇翻着，露出牙床。整张脸看上去总是在笑。“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国大夫是这样对她说的。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回到贝莱尔市自己的家里。吉尔到家后，立即打电话给凯普兰大夫。凯普兰大夫又找来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又找来更多的专家。答案完全一样：一次严重的脑血管损伤——摧残中枢神经的重度中风。康复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昼夜都有护士轮番守护，还有理疗医师来替托比治病，但全都是摆摆样子而已。

    接受这种全面治疗的对象，已完全奇形怪状了。托比的皮肤全部呈黄色；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瘫痪的肢体出现萎缩，皮肤完全松垮下来。脸上始终是那副无法自控的怪笑。他难看极了，简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发光。这是被残废身躯禁锢着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尔走过他的房间，托比的眼睛就如饥如渴、发狂似的跟随着她，央求着她。为了什么？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说话？使他再度成为一个完人？

    她常常低头盯着他，不声不响，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经躺在那张床上了，正在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