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终于允许吉尔走进托比在巴黎的病房时，托比的容貌使她大吃一惊。一夜之间，托比变得衰老了、干瘪了，似乎他生命所有的津汁都已流尽了。他双手和双腿的功能已部分丧失，而且，虽然他能像动物般发出哼哼唧唧的声响，却说不出话来。

    六个星期后，大夫允许搬动托比了。当托比和吉尔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时，他们在机场受到报纸、电视以及数以百计的祝他们健康的人的包围和欢呼。托比·坦波尔的病轰动一时，不断有朋友打电话询问托比的健康状况。电视界千方百计想到他们的房间里来录像。总统和参议员们送来了慰问信。热爱托比·坦波尔并为他祈祷的影迷们，寄来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和名信片。

    但是没有人再邀请他了，也没有人来访问吉尔，询问她的近况，以及询问她是否愿意出席一次安谧的宴会，或开车去兜兜风，看看电影。好莱坞没有人对吉尔表示丝毫的关心。

    她把托比的私人医生艾里·凯普兰大夫请来，请他找了两位一流的神经科专家：一位来自拉美大学医疗中心，另一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们的诊断和巴黎杜克洛斯大夫的诊断完全一致。

    凯普兰大夫对吉尔说：“不过，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托比的心灵完全没有损伤。他能听见并理解你所说的一切，只是他失去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他无法做出反应。”

    “他——他永远就这样了吗？”

    凯普兰大夫犹豫不决：“当然，不能绝对肯定。但是，据我们看来，他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很厉害，治疗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

    “你总不能下断言吧？”

    “不能……”

    吉尔知道该做什么了。

    除去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料托比外，吉尔还安排了一名理疗师，每天早晨到家里治疗托比。理疗医师把托比挪到游泳池里，把他托起，轻轻舒展他的肌肉和筋腱，同时让托比自己在温水中尽量用力，哪怕轻微地踢踢腿，动一动臂膀。但是，没有什么效果。第四周，她找来一位语言医师，每天下午用一个小时，设法教托比学说话，发单词的音。

    两个月以后，吉尔仍看不出有任何变化。毫无进展。她派人把凯普兰大夫请来。

    “您一定要设法帮助他，”她要求说，“您不能让他就这样下去。”

    大夫望着她，一筹莫展地说：“我很抱歉，吉尔，我无法向你说……”

    凯普兰大夫走后，吉尔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她预感到那种激烈的头痛症又要发作了。但是现在她没有时间再考虑她自己了。她走上楼去。

    托比在床上被支撑着坐了起来，两眼茫然地向前望着。当吉尔走到他面前时，托比深蓝色的眼睛亮了起来。吉尔走到他的床边，俯看着他，他的两眼随着吉尔，显得亮而又有生气。他的嘴唇稍动了动，发出一种无法理解的声音。一种无能为力的感伤的泪水饱含在他的眼眶里，吉尔记得凯普兰大夫的话：重要的是，要懂得，他的心灵完全没有损伤。

    吉尔在床边坐了下来：“托比，我要你听我说。你一定要从这张床上下来。你要走路，你要说话，”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下来，“你要这样做，你要为我这样做。”

    第二天早晨，吉尔辞退了护士、理疗师和语言医师。凯普兰大夫一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跑来找吉尔。

    “我同意你辞退理疗师，吉尔——但是，那些护士！托比必须有人二十四小时陪护他——”

    “我陪他。”

    他摇摇头：“你不知道，你要承负的重任。一个人不可能……”

    “如果我需要您时，我会打电话给您。”

    她让他走了。

    严峻的考验开始了。

    吉尔尝试去做的事，正是医师们试图